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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11月29日:为重庆历史留下珍贵档案——40部重要学术作品

  日期:2019年11月29日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史研究重要学术成果部分书封。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供图

清朝人张云轩绘制的《重庆府治全图》(局部)。重庆市勘测院供图


 
      今年是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11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30年来,重庆历史学界研究并出版了有关重庆史的著作超过2000部,论文资料超过2万篇,初步形成了重庆地方史研究体系,为重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为奠定重庆历史文化基础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今年共同评选了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史研究重要学术成果(以下简称“学术成果”),《重庆文史资料选辑》《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重庆历史地图集》《巴渝文献总目》等40部(套)作品入选。

  这些作品包括了从1978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重庆市内外各有关单位、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文史爱好者署名公开发表、出版发行或获得奖励认定的重庆历史和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专著和史料汇编。

  涂山究竟在哪里?南宋时期,重庆修建了怎样规模的防御城塞?解放初期,重庆社会经济凋敝,重庆采取了哪些措施恢复社会经济秩序?这些疑问在这批“学术成果”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重庆“土著”有5个姓氏

  古代重庆市井中心在今小什字到朝天门之间

  大家都知道重庆人的祖先是巴人。可你知道吗,地道的“重庆人”有几个姓氏?还有,大禹娶妻的涂山真的是在重庆吗?远古时期的重庆是什么样子?这些疑问在入选“学术成果”的《巴史新考》一书里都可以找到答案。

  《巴史新考》由学者董其祥(曾在西南博物院、重庆市博物馆工作)所著,上世纪80年代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序、前记、甲骨文中巴与蜀等11个章节,讲述了巴渝地区的历史文化。

  “‘巴’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王志昆解释,根据《山海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但巴人究竟是什么人呢?王志昆介绍,《巴史新考》一书提到“巴子五姓”,即巴人最初只有5个姓氏,即:巴、樊、瞫、相、郑。这5个姓的族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重庆“土著”。巴氏族,即廪君蛮,因崇尚白虎,故又称白虎夷,所以巴人将白虎视为图腾。

  提起涂山,人们自然会想到长江南岸的涂山,相传是大禹娶涂山氏的地方。“《巴史新考》一书称涂山在哪里目前大约有五六种说法,重庆的涂山仅为其中之一。”王志昆介绍,第一种说法,称涂山即“三涂”,依据《水经注·伊水》,三涂山在陆浑县(河南嵩县)。其余几种说法分别为:涂山在当涂即九江,在淮南,在浙江绍兴的会稽,在汶川等地。

  那么涂山在重庆一说又是怎么来的?这一说法是否可信呢?王志昆解释,涂山在重庆的说法最早是出现在晋人常琚的《华阳国志·巴志》:“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重庆古时就称为江州。

  此外,《续后汉书·郡国志》巴郡江州下刘昭注云:“杜预日:巴国也,有涂山,禹娶涂山。”《水经注》里也说:“江州有涂山,有夏禹庙,涂后祠”清朝人陈竹坡还在南岸的涂山石壁上摩岩书刻“涂山”二字,高阔十余丈,数里之外都能望见。

  在《巴史新考》一书中还有关于古代重庆的记录,称四川盆地曾是一个内海。也就是说,远古时期重庆还是一片大海。

  王志昆介绍,重庆“山城”地形的形成,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大约在一亿七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四川盆地是一个内海。这时长江的源头在宜昌西面,三峡尚未形成。后来长江的源头不断向西延长,四川内海的水不断外溢,河流向下侵蚀。由于地球内营力的作用,地壳上升,河流下切加剧,最终形成了美丽的三峡。解放初期,修建大田湾体育场时曾出土了鱼化石、龟鳖化石等,其所在岩层为白垩纪砂岩,鱼和龟鳖都是水生动物,它们也是重庆地区地层演变、沧海桑田的历史见证。

  有趣的是,记者在《巴史新考》一书中还看到这样的记载——依据在渝中区出土的文物判断,秦汉时期,重庆城的“市井”中心在今天的小什字到朝天门之间,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南城。除东汉有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将巴郡郡治移到江北刘家台附近的北府城以外,几乎历朝历代重庆的治所都在南城,直到清代都很少改变过。“所以人们将渝中区称为重庆的母城确有历史渊源。”王志昆说。

  七星岗曾为“七星缸”

       “红船”是古代内河的一种公益救生船

  在入选“学术成果”的作品中,有两部《重庆历史地图集》。其中一部是重庆市规划局(今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勘测院编撰的《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二卷)。另外一部入选作品则是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主编的《重庆历史地图集》。

  在前一部《重庆历史地图集》中,第一卷主要以古地图为主;第二卷有从先巴至1997年的254幅地图,照片200余张,文字15万余字,时间跨度3000多年。

  在《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中,有一张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间绘制的《重庆府治全图》,该图由清朝人张云轩采用山水画法绘制,重庆的“九开八闭”城门、寺庙、军事设施等则以半立体方法绘制而成。

  图中详尽绘出了渝中半岛的270余条街道,其中,以商业类别命名的街道比例最大,例如,棉花街、打铜街、牛肉街、衣服街、歇马店、茶亭、华盐商号……部分街道还标注了走向,如在莲花池附近的岔路处,分别注有“走莲花池”“走将军坟”等,有的街巷还被作者标注“不通”字样,以作提醒,类似于现在的路标。

  有意思的是,在位于渝中区七星岗的位置,绘有红色的“水缸群”。中间七座大水缸以北斗七星列阵,左右两侧还绘有数个“水缸”,“水缸”前绘有八卦中的“坎卦”,旁边注明地名为“七星缸”。

  据重庆市勘测院人文地理研究中心的高级工程师熊明推测,这些水缸为“降火”之用,是最早的“消防设施”。如今,“七星缸”地名已演化为“七星岗”。

  在这本地图集中,还收录了1942年出版的《重庆市域全图》。记者发现这张地图上竟然有三个“菜园坝”,除了现在渝中区的菜园坝外,南岸区的海棠溪、九龙坡区的杨家坪附近还各有一个“菜园坝”。

  熊明介绍,老地图上很多的地名,都是根据当时的地形特征或者社会人文环境特点来命名的,3个“菜园坝”的出现,或许说明当时这些平坝的地方种菜的人很多,可能长期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菜园,长此以往,人们便将这个地方用一个通俗的名称固定下来了。

  在《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中,收录了一张《余玠布设四川抗元山地城防体系》的地图,而余玠则与山地城防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底,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于次年初于重庆设立帅府(旧址在今重庆市渝中区巴县衙门),正式将四川首府由成都迁至重庆,并在彭大雅修筑重庆城的基础上,再次扩建重庆城池。他采纳来自播州(今贵州遵义市,时遵义属于四川)的冉琎、冉璞兄弟提出的战略建议,根据川东山川形势和流域特征,以合州钓鱼城为核心修筑山城防御体系城池20余座,拱卫全川。

  这些遗址大体沿嘉陵江、长江两岸分布,其中在重庆地界的有包括合川钓鱼城、万州天生城、渝北多功城、南川龙岩城、云阳磐石城在内的10余处。熊明介绍,这些城塞以险筑城,城塞一体,有田池林木可供长期驻守;又以城塞为点,以江河为线,形成了点线结合、网状分布的防御格局;整个以重庆为大本营,以钓鱼城为屏障和支柱,既有梯次配备、重点部署,又有一定战略纵深。

  淳祐六年(1246年),蒙古分兵四道入蜀,余玠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多次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

  由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主编的《重庆历史地图集》,有文字45万字、地图283幅、照片817幅,展示了从秦至1940年,重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迁。

  该地图集中有一节专门讲述了川江救生船,该船还有一个绚丽的名字——“红船”。

  “红船”是中国古代内河的一种公益救生船只,主要有救生、引洪、捞浮、收瘗(收殓埋葬之意)、护航、捞物等6项职能,其中前四项均为公益行为。到1927年,因经费不足,“红船”运行难以维系,在川江上盛行了数百年的“红船”从此消失。

  1953年重庆只有6个区

       石马河乡是第一个乡人民政府

  今年11月30日是重庆解放70周年的纪念日。重庆解放后,人民政权是如何建立的?混乱的货币市场又是如何被整顿的?在入选作品《重庆通史》一书中,这些问题均有详细的介绍。

  “《重庆通史》于2002年出版,从立项到出版花了12年。”该书主编、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重庆通史》是重庆历史上第一部通史著作,填补了中国城市史、重庆地方史研究的学术空白,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系统地反映了从公元前200万年的巫山人到公元1952年重庆的历史。

  该书获得重庆市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重庆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优秀成果奖、重庆图书奖最佳图书奖。

  周勇介绍,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于12月3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这是重庆在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管制事宜。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陈锡联任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市政府下属机构仅有一个税务局开展工作。到1950年2月,重庆市政府各职能部门进入正常运转。《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重庆市确定为中央直辖市。

  “当时的重庆并不像现在有30多个区县。”周勇介绍,1950年4月,重庆市政府按居民的人数、地理交通条件及工作的需要,将原有的19个区合并为8个区,改区公所为区政府,并废除保甲制。1953年3月,重庆市的行政区划进一步调整,全市划为6个区:第一区(市中区)、第二区(江北)、第三区(沙磁区)、第四区(大渡口、李家沱区)、第五区(江南区)、第六区(北碚区)。重庆第一个乡人民政府为石马河乡人民政府。

  “解放初期,重庆社会经济凋敝,由于国民党政权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币制极为混乱,1950年春节前后,物价成倍增长。”周勇介绍,为了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党和政府采取了稳定物价和整顿财政金融的系列措施。当时,军管会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并以100元人民币兑1元银元券的比价,收兑银元券1017万余元,放出人民币101700万余元。同时,临时规定为6000元人民币折合一块银元,40万元人民币折合一两黄金,暂准流通。

  当时,长江下流各埠金银投机商即调款来渝兑换金银。于是,军管会便明令禁止银元作为流通媒介,严格取缔金银黑市交易,澄清了混乱的货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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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是在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基础上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也是研究重庆地方历史最重要的学术团体。

  近年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在通史、城市史、三峡文物考古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版了《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重庆三峡库区考古报告集》等学术著作。抗日战争史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并集中全市最优秀的专家研究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代表了国内抗战大后方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不仅如此,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还承担了我市“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论证,参加并完成了《把重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战略研究·历史背景考察与论证》,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委托的《重庆城市跨世纪发展目标研究论纲》和《重庆城市发展目标研究》相关研究,以及市委交办的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等一大批任务。去年,该研究会提出的“重庆历史文化体系”成果被市委、市政府采纳,成为全市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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